5月10日早上，路过鞍山火车站的市民看到了一幕久违的场景：打击扒窃违法犯罪公开处理大会。近10台大客车拉着100多名扒窃嫌疑人来到现场，每两名警察押着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广场上一字排开。整个公开处理大会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。（2005年5月11日《辽沈晚报》）
　　就在同一天，两名窃贼被广州市新市镇黄边村数十个村民痛殴一番之后，剥光其衣裤示众。（2005年5月11日《信息时报》）
　　这一南一北两起“窃贼示众”，一起是“官方举办”，一起是“民间自发”，但其损害小偷个人权利的性质是一样的。随着法制化进程的深入，小偷作为一个“人”的最基本的人权越来越受到注重。特别是随着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，官办的“公示小偷”大会是越来越少了，但也没有消声匿迹，鞍山市公安局此次又祭起了这个法宝。而一般群众的法律常识要逊色得多，他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上行下效、比葫芦画瓢而已。
　　在黄边村的村民痛殴、公示小偷之后，有人提出村民已涉嫌侮辱罪，要追究其责任。事实上，每次民间的公示小偷行为发生，都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断。但是在一次次“官办”的公示大会之后，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呢？倘若这样的罪名成立，则其无论对于“官办”还是“民办”都是一样的，否则又何以服众呢？如果“官办公示大会”依然存在，却想着“民办公审大会”能够就此销声匿迹，这应该是何等困难。要想彻底根治“民办公审大会”，不妨先从“官办公示大会”开刀。